红褐绳纹鸭形陶罐 本报记者 黄伟 摄

文物名片

文物名称：红褐绳纹鸭形陶罐

出土遗址：汉源县麦坪遗址群（狮子山遗址）

考古时间：1972年调查发现，1979年复查

时代判定：新石器时代晚期

特征描述：泥质红褐陶，喇叭形口、束颈、鼓腹、圈底，器形呈鸭状，通高33厘米，腹径26．5厘米，口径10．5厘米；腹部饰菱格绳纹、锥刺圆纹及相关堆饰纹组合。

文物价值：此陶罐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渡河中游原始艺术与造型意识的集中体现；兼具实用功能与礼俗属性，是揭示史前雅安先民审美观念与自然崇拜的重要物证。

□ 转载自《雅安日报》记者 黄伟

一件夹砂红褐陶罐，承载着雅安4000多年的历史回响。在雅安市博物馆静谧的展厅里，来自汉源县麦坪遗址群（狮子山遗址）的红褐绳纹鸭形陶罐并不张扬，喇叭形口、束颈、鼓腹、圈底，通高33厘米，胎质厚重敦实。腹部菱格绳纹和锥刺圆纹虽无后世青铜纹饰的繁缛，却有一股扑面而来的质朴张力。更令人过目难忘的是，它整体被塑造成了鸭子的形态，这在4000多年前，绝非匠人一时兴起信手拈来的巧合。

远古匠人的巧思与浪漫

狮子山遗址位于汉源县大树镇，地处大渡河中游南岸，海拔约840米，是麦坪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1972年10月，四川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随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前往汉源县发掘富林镇旧石器时代遗址，工作结束后，他们在附近进行了一次顺路调查，意外发现了狮子山遗址。彼时无人预料到，这次不起眼的踏查，会为大渡河中游拉开一幅史前文明的灿烂画卷。

1979年3月，四川省博物馆、雅安地区文教局及所属县文化馆组成“大渡河水库考古调查队”，对狮子山遗址进行了系统复查，采集到石器、骨器及大量陶片。正是在这次复查中，一件红褐绳纹鸭形陶罐得以重见天日。考古报告指出，该陶罐以夹砂红陶和棕红陶为主要材料，胎质厚重，火候较高，多饰划纹、绳纹、弦纹、锥纹和附加堆纹。而在众多陶器标本中，这件“鸭形壶”被评价为“很有特色”——这句朴实的评价，道出了它的不寻常之处。

先看器身。喇叭形口呈圆弧展开，边缘光滑圆润，便于倾倒与盛装；束颈自然收窄，却在颈下骤然鼓出饱满的腹部，形成流畅而富有张力的线条转折。腹部饰以菱格绳纹——用绳索在未干的陶坯上滚压，既能在烧制中加固器身、防止开裂，又留下了粗犷而富有节奏感的纹路，成为大渡河新石器时代陶器的标志性特征。此外，腹部还装饰着锥刺圆纹和一圈断续的堆饰纹，纹饰组合丰富而生动。

再看造型。工匠将实用器皿塑造成鸭形，这在当时绝非易事。整件陶罐呈椭圆形，腹部轮廓夸张地向外鼓起，形似水禽丰润饱满的身躯，喇叭口高扬如鸭首，整体憨态可掬。鸭子作为水陆两栖的生灵，既是常见的猎获对象，也可能被先民赋予了某种精神象征。将鸭子的形态融入日常器皿，既是原始艺术创作的大胆尝试，也是自然崇拜在物质生活中的生动投射。

这件将鸟禽意象与实用器皿完美结合的陶罐，既凸显了古蜀先民的“脑洞大开”与早期浪漫主义色彩，又以质朴的形态，向每一位驻足者讲述着4000多年前大渡河畔的匠心与信仰。

史前雅安的文化坐标

麦坪遗址群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包含狮子山、龙王庙、大地头、麦坪、金钟山、姜家屋基等多处遗址，出土了182座房址、160余座墓葬、数百个灰坑及上万件陶器、石器、铜器、玉器。考古学者基本认定，这里是4000多年前大渡河流域的一处中心部落遗址。

狮子山遗址出土的陶器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以夹砂红褐陶为主，胎质厚重，流行绳纹、弦纹和附加堆纹，这与麦坪遗址的陶器风貌一脉相承。

更引人深思的是鸭形器的出现，在同时期的成都平原，鸭形器尚不多见；而在大渡河及更远的西北地区，动物形陶器却偶有发现。有学者注意到，这类器物“在周边找不到文化源头，反而有西北文化的影子”。这恰恰说明，雅安早在数千年前便已是文化交汇的前沿。先民沿河谷往来迁徙，文化在此交融碰撞，这件红褐绳纹鸭形陶罐的独特造型，正是跨区域文化交流的珍贵物证。

同时，红褐绳纹鸭形陶罐的背后有着更为宏大的历史文化版图。麦坪遗址考古项目相关负责人曾说过，麦坪遗址文化是一支单独发展的文化，它没在任何地方出现过。根据地理空间定位，这一地带翻越大相岭可抵达成都平原，南越小相岭则通往西昌及云贵高原，向西便是青藏高原。

红褐绳纹鸭形陶罐所呈现的多样细节，绳纹纹饰的地域特征、喇叭口圈底的本土器型、鸭形造型所折射的文化交融，无不映射出麦坪文化独树一帜的风貌。这件陶罐不仅是一件实用容器，更是一个承载着文化交流与远古信仰的精神符号，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渡河流域跨区域互动的重要缩影。

采访后记

从一件鸭形陶罐 读懂雅安远古诗意

站在雅安市博物馆的玻璃展柜前，我重新打量这件红褐绳纹鸭形陶罐。“喇叭口”其实有着一种别样的优雅，它不像后来青铜器那般威严或狞厉，而是一种天真烂漫的圆润。那一刻，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场景：4000多年前的大渡河畔，水流湍急，水草丰美。一位先民在河边烹煮着渔猎收获的食物，他抬头望去，水面上正游过一群怡然自得的野鸭。川流不息，飞鸟往复，这位匠人或许心生触动，或许为了某种祈愿，便将这些水禽的灵动，复制到了最日常的泥陶之中。

这大约就是雅安最早的乡愁与诗意。

感谢科学的考古发掘与保护，让历史脉络得以清晰呈现；感谢文博工作者在博物馆里的精心陈列与每一次讲述，让这件陶罐的故事不再只是一段沉默寡言的文字，而成了一部能够与我们对话的“史前日记”。

文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本身承载的历史信息，更在于那个把它从泥土中清理出来的双手。城市的灯火再璀璨，如果没有人去拂拭时间的尘埃，我们今天也许永远听不到这来自远古的一声“鸭鸣”。

这件红褐绳纹鸭形陶罐，不仅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雅安先民的实用器皿与艺术实践的完美结晶，也是打开4000多年前雅安地域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它的造型意识穿越南北、纵横走廊，它的绳纹纹理凝结着一个原始聚落的匠心与信仰。走进雅安市博物馆，陈列柜中它虽静默无语，却已于无声处构筑起雅安远古叙事的开端。